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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新阶段
            发布日期:2021-08-04 15:52:00
             

            参观者在遵义会议会址前参观。新华社发

              精神解码──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86年前,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在贵州省遵义市子尹路上临街的一栋两层青瓦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并于1935年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015年6月和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贵州调研考察,强调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从历史走向未来,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遵义会议精神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精神寻访──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老师,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们在中学都学过了。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学?”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专业的青年教师谌颖,上课时经常面对学生这样的提问。

              经过扎实基础教育的学生们,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知道得很清楚,但对于历史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是一知半解。

              “作为老师,要提升学生们对授课内容的兴趣,讲他们不了解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面对当下的青年学生,不能采取灌输式的方法,上来就讲结论,而是要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历史环境的呈现,让他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历史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学习好、弘扬好、传承好遵义会议精神,对于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应对各种风险考验、再创第二个百年辉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谌颖说,为了让学生们深入地理解领悟遵义会议精神,让遵义会议精神在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承,她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

              讲授有关遵义会议内容时,学生们知道当时是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但是对“生死存亡”的理解是字面意义,对于红军的处境没有直观感受。

              “学生们虽然知道遵义会议之前,党中央和红军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遭遇困难,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军事史背景知识,他们不知道红军当时真是困在那了,走不动、也走不出去了。当时由于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被迫率领红军实行‘大搬家’式战略转移,在通过湘江封锁线时遭受重创,红军主力损失过半,且一步一步走向险境,在遵义会议之前发展成为建党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学生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之后要四渡赤水,不了解如果这个时候不出其不意的话,红军不可能跳出敌人包围圈脱离险境,长征不可能获得胜利,要知道当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庆祝胜利歼灭红军了。”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直观的感受,老师们会在课件中绘制当时红军行进的路线图,并标明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路线,让学生们明白当时红军处境的危与难。

              适应新形势下思政理论课教学要求,融媒体教学已是老师们的“常规武器”。课件、音频、视频,80多年前那个冬天,工农红军面对国民党军的枪林弹雨、战略转移的艰难困苦、血染湘江的悲壮通过多媒体手段呈现在课堂上,“这些都会让学生们深受触动”。但是对于谌颖和同事们来说,一时的触动会不会随着眼泪流淌散去是个问题,如何让包括遵义会议精神在内的党的精神谱系在年轻一代中得到长效传承,才是他们辛苦努力孜孜探索的目标。

              学生们深切了解了当时红军处于危难之中,老师们还要让他们明白是什么支撑革命者在寒冬腊月盼春风,终见岭上开遍映山红。“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要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谌颖告诉记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开创性事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对党员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尤其需要在全党大力弘扬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对崇高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伟大精神,以此激励年轻一代。”谌颖说。

              “从2019年开始,学生们通过更多的平台、影视作品等丰富的形式,对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有了更生动的了解,对党史课的兴趣日渐浓厚。”利用这个契机,谌颖在教授有关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重要精神特质时,让学生们认识到中国的事情必须得靠自己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通过血的教训得来的真知灼见。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邓小平同志说过,‘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摆脱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才能取得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带领学生们回顾百年党史,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通过对遵义会议历史的学习,学生们愈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坚如磐石,党和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为关键的就是有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掌舵领航。”谌颖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以遵义会议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开始,到今天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建设国家,通过学习遵义会议历史,领悟遵义会议精神,学生们理清了历史发展脉络,深刻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作为党史专业的青年教师,谌颖希望通过教书育人,让年轻的大学生们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同一片历史天空下──遵义会议激活津沽大地工运

              大江大河隔千里,青鸟难越万重山。

              上世纪三十年代,党中央率红军深入大西南进行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虽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但远在东部沿海的经济重镇天津,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从未停止。从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刊物中,天津人民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信息,希望之火不灭。

              1930年8月,中共中央在中共顺直省委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设在天津。

              1934年9月29日,刊登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上的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间接发出了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10月,中国工农红军伟大的长征拉开帷幕。

              红军长征初期,天津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快发展,为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出版《天津卫》和《穷人生活》两本刊物,印发并张贴“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传单,在学生、工人和广大市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天津面临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力量也比较薄弱,全市一度只有三十几名党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其中尤以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甚。王明及其追随者强调当时革命形势是继续革命的“高潮”,是所谓的“大好革命形势”,因而提出了一整套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斗争路线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策略。在这样一条“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城市工人运动就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此影响下,天津工运不顾主客观条件而盲目发动,导致革命力量暴露,组织遭破坏,不少革命同志被捕,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如天津地下党组织发动的“三一八”集会和“四一二”纪念,均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损失惨重。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的4年里,中共河北省委机关遭到了5次大的破坏。

              遵义会议后,天津革命迎来转机。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必须建立和加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彻底转变对国民党统治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重组北方局,天津党组织及其活动逐步开展起来。天津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增长,为领导和推动新的抗日救亡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1935年以后,天津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减少了,广大工人群众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天津学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

              1936年春,刘少奇同志来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市工人救国会”成立了,天津工人运动又有了新的进一步发展。

              ■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耿堃

             
            责任编辑:洪 涛 稿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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